香港有个徐小明，台湾也有一个，一个擅长动作片，一个专情青春片，一个成了影视大亨，一个转而当了制片。
中西部小县城、乡镇留守帮派少年的写照，如果没有网络游戏麻痹一部分，好勇斗狠的暴力少年会更多
還沒看的時候先把心中臺灣電影第一名的寶座保留下來，看完後決定要把《少年吔，安啦！》致上去。
面对比预期更为平淡的答案似乎观众也应当为被养大的胃口而反省。
sad and beautiful 以及看credit才发现并恍然大叫那个老头是ed Harris演的我就说……
所以说，无论如何生活都是惊险的。留下来也好，逃走也好，如果要以一种诗意想象的期待来面对生活，那么溃烂不可避免。要去体验真实，要洞悉人的本性，借由忍耐和克服，建立一种生活信条，才能躲过怀疑和虚无的追击。
3.5/5
3.5 那個時代的真實的「闇黑怨靈」 1992年的台灣Salaam Bombay 還在壓抑著牯嶺街的壓抑 btw林強的舞姿矚目
同為埃倫娜費蘭特的原著改編，故事在某程度上正好與第三季《我的天才女友》裡的情節和處境構成了呼應，也可以當做是費蘭特筆下一以貫之的、毫無矯飾的、願意暴露剖析負面/陰暗面的真實女性形象在大熒幕上的呈現。Maagie Gyllenhaal將細膩的心理情緒和張力處理得很好，Olivia Colman更是獻上了無與倫比的精彩表演（ Jessie Buckley也不錯）。
叙事更完整，美术更丰富的《风柜来的人》。中间过于冗长的叙事拖累了整个故事。我以为的少年吔，安啦！是暴走族一般风驰电掣的故事。实际上配上男主角阿兜不标准的国语，影片大部分时间恍惚是一部城乡结合部的非主流故事。罗大佑，林强《大家免着惊》是影片的分水岭，也是最大的亮点之一。
海滩上的年轻母亲 潜意识里丢失的女儿 主动遗弃或被动丢失的布娃娃 镜像关系里外 女性群像的切肤之痛 对女性来说 或许母亲身份本身就是一部分自我的丢弃
不知为何，对黑社会小混混题材的影视特别感兴趣。不是因为暴力元素，而是来自街头带着血腥味的风土人情，对规则约束的叛逆，以及人生、青春期的迷惘与躁动。
Pub里的林强和罗大佑，皇后大道东，少年非道天涯路，关于台南黑帮的命题，作为编剧的侯孝贤和陈国富随后延伸出各自的《再见南国》和《只要为你活一天》，电影很文艺，都不像徐小明拍的。
各种意义上的现实为客而自恃为主，秩序的扰乱者正是秩序的制定者。救助行动看似为了疗愈，实则是有心无聊的玩笑与挑战。是一种勇敢的不完美的女性主体的书写，对女性的身体性被母职与年龄所束缚的焦虑与反抗，对男性年轻肉体的殷羡与求而不得的嫉恨，对自我情欲的主导和把控，至于是否有“我不是一个好母亲”的愧疚与羞耻，应该说当成年女儿的形象全片缺失时，和结尾的回归，这已然表明是一种常态的妥协。一场旅途并非为了母女关系的试图修复且再次被刺伤，而是“懒惰又自私”的自我锚定。削出的果皮，和洋娃娃嘴里的秽物是无法切割的衔尾蛇。丨女人一眼就能分辨出亲疏，而那种谨慎的观察并非内疚，而是不解。丨金棕榈最佳剧本。
总结，不婚不育不仅保平安更保幸福
这部片子就能给我这样的感觉：也没什么太大动静，但是感觉很屌的样子。原住民文化渗透的通篇演绎避免了矫情和造作。接近写实的拍摄显得粗糙，但带来的真实感的确是台湾新生代所谓犯罪电影无法比拟的。谭志刚，就是牯岭街里的小马，遗憾你真是走的太早。PS：如果我有一天误入歧途，请赐我跟班高捷大哥
不是友情岁月，不是乱世巨星，台湾黑帮片是块警示牌，是船过水无痕，是雨那么大，像悲伤，是林强伍佰罗大佑的台语摇滚，是捷哥。
讽刺的是，看这部片就被我儿子的各种琐事打断好多次，即便断断续续，这种“快要窒息”的育儿代入感，只增不减……曾经心里也问过自己很多次，是不是该扔下孩子，跑去山顶或者海边，大喊几声，或者后悔当个妈妈，最后还是对“责任”要妥协……这个世界，给当了“母亲”的女人的枷锁太沉了。
读费兰特的采访，她说她会让吉伦哈尔自由发挥，因为“我们在男性的笼子里待得太久了——现在这个笼子正在坍塌，女性艺术家必须完全自主”，并补充说不会给男性导演同样的自由。这很有趣，让我想到戴锦华在论坛上，一位男生提问作为男性电影人如何拍好具有女性视角的电影，而戴老师直白的回答“妇女议题不需要男性光临指导，他们拍片时只需要保留起码的平常心和同理心就足够”。费兰特和吉伦哈尔，再加上一众优秀的女演员，她们对于母职的讨论毫无粉饰、直言不讳，但同时避免歇斯底里，极其克制冷静。整个观影过程令我感受到了一种说不明的亲密。作为吉伦哈尔的长片处女作更是觉得惊艳，每个选择都沉稳成熟，尤其喜欢里面交叉剪辑和一些蒙太奇的处理。
成为母亲和成为父亲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。勒达曾经离开孩子三年，但抛弃孩子的悔恨估计会伴随她到死。她爱孩子，但她不想只当个母亲。当一个母亲企图在某些时刻做她自己时，母亲这个身份就像紧箍咒一样出现了——孩子的需求高于她自身的存在，她必须收起她那可怜的自我，履行至高无上的母职。据我所见，父亲通常不用背负这种如影随形的责任，他们只要提供一些经济支持和偶尔的陪伴足矣，没人会责怪他们自私自利，毕竟他们多数人都还是少年。一些情节同样出现在那不勒斯四部曲当中，读者很难不去猜测费兰特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。这是属于作家的特权，用书写一次次反刍、反思。写作会揭开伤疤，也带来了疗愈的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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